导读：2020年5月26日，“赌王”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作为澳门标志性人物澳门问答，何鸿燊家族及其生意，均与澳门息息相关、关系深厚。

　　2020年5月26日，“赌王”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作为澳门标志性人物，何鸿燊家族及其生意，均与澳门息息相关、关系深厚。这位叱咤港澳、名扬海内外，影响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敌国而出名，也因经营具有争议性的博彩业，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备受关注。

　　2019年的《家族企业》杂志曾刊发由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郑宏泰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的“何鸿燊的百岁人生与家族传奇”3篇系列文章，全文约3万字，以下为原文。

　　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东） 的名声、地位、人脉关系及道德资本等曾为何鸿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亲的一走了之与家道中落的挫折，从某个角度看又可能是激发何鸿燊上进的极重要因素。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而再过一年多的2020年11月，便是被誉为“赌王”的何鸿燊的百岁大寿。何鸿燊可以说是澳门的标志性人物，无论家族还是生意，均与澳门息息相关、关系深厚。这位叱咤港澳、名扬海内外，影响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敌国而出名，也因经营具有争议性的博彩业，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备受关注。

　　对于何鸿燊的传奇人生，及其家族的故事，尽管常有报道，学术与半学术的研究和分析也为数众多，但总是难以令人满意，不是太过流于表面、欠缺分析，就是出现资料不全、观点偏颇等问题。

　　事实上，何鸿燊应该是家族发迹后的第三代。何鸿燊出生于香港的巨富家族，他的父亲何世光渴望摆脱父荫色彩，能够比上一代更成功，结果却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不但掉进“输身家”的险境，更是不得不避走他乡，这也影响了何鸿燊的人生路。幸而何鸿燊日后力挽狂澜，让家族东山再起，而何鸿燊能够中兴家族的关键，除了他个人的胆色与才智外，家族的人脉关系也不容忽视。在众多财富家族富至二三代时不幸滑落，然后却能中兴，甚至缔造出繁盛景象的例子中，何鸿燊的故事无疑最受关注，也颇具参考价值。

　　本文我们从家族综合发展与内外关系交织的角度，一来勾勒何鸿燊家族和企业的发展历程，尤其说明发财致富的关键所在；二来梳理不同层面家族内外关系的互动，阐述网络资本的重要性，从而找到那些成就何鸿燊传奇的原因。

　　单从外貌，不难看出何鸿燊是欧亚混血儿，这是香港开埠后华洋交往频仍的结果。尽管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种族主义政策，视自己为优等种族，在华洋之间竖立藩篱，但毕竟无法隔绝男女接触交往。

　　欧亚混血儿诞生后，由于受到华洋社会排挤，成长与教育自然强调现实和生存，不奢望寒窗苦读能考取功名，而是进入强调实用与西式教学的学校接受教育，这让他们可以掌握中西两种语言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日后成为沟通中外的中介者—买办。在香港的特殊环境下，最先崛起且能迅速致富的，就是这些欧亚混血家族。何鸿燊的祖父何福，与祖伯父何东、祖叔父何甘棠等人，便是在那个环境下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属于欧亚混血群体的第一代买办。

　　何鸿燊的曾祖父是欧洲人，名叫何仕文 （C.H.M． Bosman），他在香港开埠不久后，就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经商，与华人女子施氏生下被形容为“无根一代”的何东、何福等混血子女 （Smith， 1983），但却因为没有婚姻关系，他离开之后，留下子女由施氏独力照顾。母子相依为命，一众混血子女无论行为举止、语言思想等与一般华人无异，长大后更因被母亲送到刚创立不久的西式学校 （皇仁书院） 求学，成年后因缘际会下走上了买办之路 （郑宏泰、黄绍伦，2007；Ho， 2010）。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因混血儿受到华洋主流社会排挤和歧视，他们只能组成自己的群体，而且大多只能在自己的群体内通婚，加上他们大多入读皇仁书院，所以形成一个纠缠重叠的网络（Hall， 1992）。

　　所谓买办，是指受聘于洋行，代为负责一切对华事务，包括管理华人员工、与中国政府接触交往，甚至搜集商业情报、交收货款及银元汇兑等等的人士。他们在角色上具有“既仆又主”的特质，其收入不只是薪酬、佣金，更有不同层面与生意往来关联的隐性收入。

　　更具体地说，由于买办是不同种族、群体及生意的中介者，在那个语言不通、资迅不畅、阻隔重重的年代，他们往往能够在明在暗或是直接、间接地获得收入，迅速致富。何东、何福等人能够在香港开埠不久跻身买办行列，尤其能成为英资龙头洋行—渣甸洋行 （Jardine， Matheson and Co，即后来的怡和洋行，渣甸洋行日后重组核心业务，以怡和洋行的名字经营，下文一律以后者称之）—的买办，令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迅速致富。

　　自何东、何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致富后，他们就安排其子侄、姻亲及其他混血儿到不同岗位或不同洋行中担任买办，同时自己又经营不同生意，开辟财源，形成一个环环紧扣、互相依靠，而且一荣俱荣的买办及营商网络。

　　这个买办家族的核心，当然是何鸿燊祖父、祖伯父、祖叔父三人，他们先后以“兄退弟上”的方式轮流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紧紧握着英资大行的核心业务 （Zheng and Wong， 2010）；外围则由其他家族成员、姻亲与混血儿等构成，他们分掌不同部门或是担任不同洋行的买办：如何鸿燊的外祖父罗长肇及姑丈张沛阶是怡和洋行助理买办、父亲何世光及叔叔何世杰为新沙逊洋行买办、其兄何鸿邦是汇丰银行买办、伯父何世荣与何世俭为汇丰银行买办，叔叔何世耀及何世华为有利银行买办；至于姻亲，如姨丈公黄金福出任香港九龙货仓买办、表舅公谢诗屏任大西洋银行买办、表舅父谢家宝则出任日本邮船公司买办等。整个家族构成一个生意无孔不入、人脉网络四通八达的圈子，紧紧地控制了香港商业与经济的命脉。

　　事实上，这个家族的成员，不只担任多家实力雄厚洋行的买办，还因应不同业务需要，独资或合伙创立多家公司，从事贸易、鸦片 （虽然当时鸦片属于合法专利行业，但社会仍视之为偏门生意）、食糖、航运、银行及物业地产等生意，左右逢源下，家族财富不断膨胀，祖伯父何东更成为了香港首富，祖父及祖叔父等自然也身家丰厚，成为当时香港一个财雄势大的家族（详见《家族企业》杂志2019年2/3月合刊《何东家族的华洋合一与政商两和》。

　　更加不容忽略的是，何鸿燊的祖父何福在1913至1924年间获港英当局垂青，被委任为定例局 （类似今天的立法会） 议员，这是当时极少数能参与政治的华人，地位极为显赫，也为家族带来更大影响力。何福之后，祖伯父何东的女婿罗文锦不但担任立法会议员，更出任行政会议员，政治权力更大，进一步说明何鸿燊家族的财雄势大，这在当时的香港实在无出其右。

　　1926年，祖父何福因病去世，享年63岁。何鸿燊当时只有5岁，尚未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何福去世后，名下财产由一众儿子均分 （见何鸿燊家族树图），何鸿燊父亲何世光自然也分得一份。何氏家族自19世纪80年代发迹致富，到了20世纪20年代何福去世时分家，已经历了接近40年的富贵。由于何福所生子女众多，分家后各房的财产自然“相形见绌”，少了很多。尽管如此仍是身家丰厚，一来分得的财产数目其实不少，二来各有生意，三来更有买办工作。可惜，这种局面维持没多久，便因何世光一时贪念而陷于困局，影响了何鸿燊的人生。

　　何福一脉分家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国际经济大环境恶劣的影响，无数香港中小企业陷于经营困难之中，作为香港龙头企业的怡和洋行也难独善其身，呈现外强中干之势，因此牵动了家族与洋行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说法是，怡和洋行众大班眼见公司业务发展停滞，而担任买办的何氏家族却从不同生意与投资中获利丰厚，非常眼红甚至滋生了猜忌，怀疑何氏众人欺上瞒下，暗中“吃掉”公司利益。据说，就是在洋行众大班对何氏的不满与不信任下，主导了一场“怡和股票骗局”，令何鸿燊父亲何世光在这场被称为“天仙局”的骗局中“倾家荡产，家道一夜之间衰落”（冷夏，1994）。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洋行中也有出现，例如太古洋行的大班，便怀疑其买办莫氏家族吃掉利益，双方曾因此在二三十年代闹出纠纷，最后要莫氏家族“赔偿”洋行损失 （张仲礼、陈曾年、姚欣荣，1991）。

　　综合各种资料，这场“骗局”发生在1932年，当时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和叔伯们 （何世耀和何世亮） 均为怡和买办。某日，何世亮进入洋行大班的办公室讨论公事，但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何世亮“意外地”看到怡和洋行大班的私人信件，内容与怡和洋行股票内幕有关，从日后发展估计，他看到的内容，应是怡和洋行内部决定大量注资，购入公司股票。这意味着公司的股价将会出现大幅上扬 （冷夏，1994）。

　　何世亮如获至宝，觉得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便与感情较深厚的众兄弟—身为汇丰银行买办的兄弟何世荣 （自幼过继给何东），以及同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何世光和何世耀商量，决定倾囊买入怡和洋行股票，甚至不借举债，以待股价上涨后获取暴利 （郑宏泰、黄绍伦，2009）。然而，当他们倾尽家财大量吸纳怡和洋行股票后，却发现股价不但没有如期上升，反而江河日下，之后更发觉那封信原来是怡和洋行精心策划的假文件，故意让何世亮看到，引诱何氏兄弟买入怡和洋行股票，转移洋行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而怡和洋行股票急跌则令何氏兄弟在这场投资中负债累累。

　　结果，由于不堪债务，何世耀一病不起、含恨而终；何世亮自寻短见，在家族位于大潭水塘大宅内吞枪自尽 （Hong Kong Telegraph， 1933）。至于何世光虽抛售名下物业，但仍资不抵债，最后选择远走他乡。据说他带着部分子女逃往越南西贡，只留下太太及何鸿燊等年幼子女在港 （冷夏，1994；林中美，2001）。相对幸运的是何世荣，因为他并非怡和买办，加上参与角色不重，又有何东默许承担债务，因而避过一劫 （郑宏泰、黄绍伦， 2009）。

　　何鸿燊父亲及叔伯等因为一时贪念掉进困局，导致家道中落，甚至赔上性命，给家族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何鸿燊一房受事件拖累，生活出现重大转变。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多种说法，有人指他们的生活直坠谷底，也有说法指他们一房虽然生活水平已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但仍能过着丰裕生活。较合理的推测应是“烂船还有三分钉”，毕竟何鸿燊的祖伯父何东仍是当时的香港首富，就算他再孤寒凉薄，也不至于看着血脉胞弟的子女们三餐不继，流落街头。这更能说明何鸿燊一家基本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至少没有动摇生活根本的证据，因此何鸿燊仍能在皇仁书院就读，完成中学课程后于1939年考入香港大学继续学业。

　　无论实情如何，父亲何世光一走了之的时候，何鸿燊大约只有13岁，即使生活仍无忧，衣食无缺，只是由大富变成中富而已，但怡和事件始终因何世光而起，家族中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加上欠债“跑路”的不光彩举动，累及他们一家大小，人前人后难免遭白眼甚至当面侮辱。

　　何鸿燊经常说起家境落魄时的一个故事：他少年时有蛀牙，找当牙医的亲戚补牙，但却遭到奚落，亲戚说：“没有钱，走吧！补什么牙呢？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冷夏，1994）这些冷言冷语对正处于敏感青春期阶段的何鸿燊而言，一定伤害甚深，才会让他到老仍耿耿于怀。

　　经历家庭巨变的何鸿燊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拼搏心与不服输的精神，立志努力读书，子为母张，中兴家族。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课程，并考入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香港大学理学院。相信他那时的人生计划，或许只是渴望走上专业之路，未必会投身商界。可是1941年，还差一年便大学毕业的他却被迫辍学。这一年日军侵占香港，港督杨慕琦投降，香港大学也停办了。原本仍在努力应付考试的何鸿燊只好决定离港赴澳。或许那一刻他也估计不到，这个决定竟彻底改变了他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成为他中兴家族的转折点。

　　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幅员及人口虽较香港更小 （黄启臣， 1999），因葡萄牙处于中立位置，避过了日军的炮火摧残，能维持和平，经济也能继续发展。澳门成为无数民众的避难所，何鸿燊与祖伯父何东也是众多避难者中的一员。

　　据何鸿燊所言，当他赴澳时身上只带了10块钱 （ 黄霑， 1981），算得上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发达的本钱。但他那时才20岁，年轻力壮、志大气盛，渴望能有一番作为，凭自己之力中兴父亲一房。或许就是这种面对困局绝境却不怕输的气势，让他打出一片新天地。

　　当时澳门各方人物云集，虽然四周烽火连天，但澳门商业贸易仍然活跃，博彩娱乐也盛极一时。战时营商环境虽然恶劣，但懂灵活变通又敢于冒险者，自会找到空间与机遇获得突破，何鸿燊的起家也是如此。

　　在祖伯父何东的美言和担保下，他利用教授英文的便利，逐渐打开了澳门的人际网络，不久即获邀加入联昌公司。

　　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米粮、棉纱和桐油等贸易。何鸿燊这样说：我当上了 （联昌） 公司的秘书，因为我通晓化学知识，而且他们知道我可以信任—我是何东爵士的侄孙。（麦洁玲，1999）

　　何鸿燊说得十分清楚，何东侄孙的身份是各方股东信任的重要一环，所以他才被各方认可，掌握整家公司营运的大权。可见何东的名声、关系或推荐，对于何鸿燊初出茅庐时的助力，实在不是金钱能比，让他可以向社会上层攀爬，结识显赫人物，争取其信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人脉和网络资本。这些看不见的无形资本可谓价比黄金，其所能发挥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打铁还靠自身硬，如果何鸿燊没有才干，不但不可能获得祖伯父何东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其他人的赏识。何鸿燊本人既表现出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又有立志在大时代发大财的魄力与斗志，所以能够迅速上位。对于有才干、有能力的人而言，哪怕只是一言一语的鼓励，或是一个提醒与一次扶持，就能令其受用无穷了。

　　资料显示，担任联昌公司秘书后的何鸿燊，凭着过人胆色、卓越才干与领导能力，在那个四周炮火隆隆、政局波谲云诡的年代，身先士卒，哪怕碰到生命悬于一线的困难险阻，均能做出准确的决定，化险为夷，令生意不断取得佳绩，为公司带来极丰厚的回报，他不但获得老板赞许、同辈佩服，更奠定了个人江湖地位，让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黄霑，1981；冷夏，1994）。

　　在澳门期间，何鸿燊由于工作关系，与澳葡当局及葡萄牙籍人士交往频繁，于是决定学习葡语，提升个人能力。想不到这却意外成就了自己的一段姻缘。他在葡语学校上学期间，邂逅了居住在学校附近的Clementina Leitao。她是一名土生葡萄牙女子，比何鸿燊小3岁，是葡萄牙大律师C.M． Leitao博士的掌上明珠。

　　何鸿燊对Clementina一见倾心，展开热烈追求，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于1943年共结连理。Clementina后来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黎婉华，她婚后诞下一子 （何猷光）、三女（何超英、何超贤、何超雄） （见何鸿燊家族树图）。通过与Clementina结缘，何鸿燊打进了上层土生葡萄牙人的圈子，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并登记成为澳门居民。

　　按传统说法，黎婉华很有“帮夫运”，她过门不久，何鸿燊由联昌公司秘书提升为合伙人，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再只依靠一份工资，而是可以分享公司盈利。到1944年底，据何鸿燊本人回忆，那时23岁的他已赚得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元”（黄霑，1981）。要知道，当时的一百万元与今天的一百万元价值上可谓天差地别，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门失去了“特殊地位”，生意环境骤变。尽管如此，已非吴下阿蒙且腰缠万贯的何鸿燊，利用新环境中的发展机会，尤其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与资本，继续扩张，令身家财富不断攀升，事业节节上扬。

　　综合各种资料显示，战后，何鸿燊一方面与何善衡合伙，组成 “大美洋行”，主要从事转售战后物资生意，包括经营疋头绒口（纺织品）、燃料、五金及化学原料等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家船务公司，购入一艘载客量达300人的现代化轮船，经营香港与澳门之间的客运。

　　已经坐拥巨大财富的何鸿燊，生意投资自然不会只局限于澳门，开始着意发展潜力更巨大的香港，做出更积极的投资。战后的香港，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和资本家云集，房地产市场尤其炽热，生意目光锐利的何鸿燊，自然也投身其中，与友人合伙成立了利安建筑公司，兴建楼宇，进军地产业 （何文翔，1992）。

　　按何鸿燊本人的说法，他会像孙悟空“翻筋斗”般，让个人财富“翻它几番”，当中的学问及详情，虽说只有他能了解，但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泄漏了当中的一些窍门，他这样说：

　　充分利用资本要靠银行支持，做地产不靠银行便没法做。我做地产时很有信用，跟银行借钱照例早还，从不迟还。钱银过手时，人家的钱要尽快还给人，千万不要拖泥带水，所以银行信任我。（何文翔，1992）

　　自成立利安建筑公司进军地产业后，何鸿燊利用银行信贷的资本，借力打力，开拓更大生意门路，进入利润更大的市场。而他重视个人信誉，借钱只有早还，不会迟还的作风，自然有助于他建立名声与信誉，在争取更多及更好银行资金支持方面创造良好条件，所以能在房地产发展方面取得不错成绩。

　　正是凭着这种“以钱借钱”、资金能迅速回笼的投资窍门，何鸿燊不断开拓，生意规模自然越做越大，个人财富也不断膨胀。大约到了1958年，那时他只有37岁，据他本人的说法“已经有一千万身家”了 （何文翔，1992：60）。

　　可以这样说，二战后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和澳门无疑又进入另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期。在那个背景或气氛下，港澳居民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对此，何鸿燊似乎看得淡然通透，觉得时局不安、风险甚高，反而是生意能有大利的最好指标，所以采取了更加进取的策略，利用银行借贷的资金，支持房地产和建筑的生意开拓，让港澳两地的生意不断取得突破，成为港澳一位炙手可热的重要人物。

　　让何鸿燊名扬四海的，不只是身家财富连续获得爆炸性增长，更是跃升为“赌王”。资料显示，澳门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实行赌博彩专营政策。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傅老榕和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公司夺得了澳门的博彩专营权，掀开了澳门博彩业的新一页。

　　二战结束后，博彩业仍发展稳定，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其一是由泰兴公司持有的澳门博彩业专营权已近25年，到1961年12月专营权届满须重新竞投；其二是一直作为主事人的傅老榕于1960年去世，泰兴公司失去了号令四方的领军人物；其三是当时正值澳门总督换届，而时任总督马济时显然已对泰兴公司的表现不满，任内一直在筹划新一届专营权牌照竞标之事，让澳门博彩专营权出现了真正的竞投 （冷夏，1994；杨中美，2001）。

　　其时，被坊间称为“赌圣”的叶汉一直想竞投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04年生于广东新会江门的叶汉，据说自幼好赌，通晓博彩绝技，曾任职于傅老榕的博彩公司，但后来两人反目。虽然叶汉曾四处寻觅开赌地方，但最终还是聚焦澳门，即使是要与旧雇主“硬碰硬”对撞 （萧亮、辛磊，2005）。对于竞投博彩专营权牌照，一来叶汉财力不足，二来澳门人际关系弱，三来没有葡萄牙籍身份，不符合持牌基本条件，所以叶汉通过叶德利的关系，找到了何鸿燊—叶德利的妻子是何鸿燊胞妹何婉婉 （《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也有资料认为叶德利和叶汉应有亲属关系，两人在四五十年代曾在越南相识，并曾与何鸿燊父亲何世光有接触交往—叶德利曾租用何世光在当地的赌场 （冷夏，1994；黄霑， 1981）。对于叶汉的提议，何鸿燊当然很有兴趣，但觉得自己财力不足，于是找上了皇仁书院同窗霍英东，大家合伙参与竞投，与傅、高两家的泰兴公司一较高下 （冷夏，1994；杨中美，2001）。

　　由于搭档不弱，加上投标价格比泰兴公司略高，在1961年10月的博彩专营权牌照竞标中，何鸿燊、叶汉的“澳娱”出价316.7万元，险胜泰兴315万元的出价 （冷夏，1994：91），成功击退泰兴公司，从傅、高手中夺取了澳门博彩业的专营权，并于1962年5月26日正式注册 （何伟杰，2011），组成“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娱”，STDM）。何鸿燊以财团代表的身份于1962年3月30日与新任澳门总督罗必信正式签订博彩专营权的合约。这不只掀开了澳门博彩业的新一页，同时也标志着何鸿燊人生与事业踏出新里程。“澳娱”由叶德利担任董事长，叶汉和霍英东任常务董事，何鸿燊以股东代表及持牌人身份任董事总经理。此外，叶汉还担任总经理。

　　自1962年取得博彩专营权这项偏门生意后，何鸿燊、叶汉、霍英东、叶德利等人大量注资澳门，兴建D场、酒店及码头等设施。由于业务需要，何鸿燊自然要花大部分时间在澳门，打理业务。虽然业务开展之初曾碰到不少困难挑战，如生意营运协调欠畅顺，以及社会势力威胁其家人等等，但最终均一一解决 （黄霑，1981；冷夏，1994）。

　　众所周知，澳门早年的旅客和赌客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多以水路进入澳门。自战后就已开始经营港澳渡轮服务的何鸿燊，自然不会放过这只会生金蛋的鹅，于1964年大举增加投资，引入新式水翼船，提升服务质量，缩短往来两地的交通运输时间。两地交通运输的改善，自然吸引更多旅客到澳门，进而刺激博彩业。可见何鸿燊由交通运输入手的大规模投资，收到了一举多得之效。

　　不过澳门问答，何鸿燊的赌王之路也非一帆风顺。“澳娱”取得博彩专营经营权后，领导大权其实落入年纪较长、对赌博极为熟悉且在赌坛甚有地位的叶汉手中，何鸿燊只能屈居其下。由于叶汉年纪较长，仍是老派江湖人的作风，所以无论是业务推广、管理及服务支持等，均被认为跟不上时代变化，与何鸿燊的管理风格更是格格不入。此外，二人都有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所以双方的矛盾日渐积聚 （冷夏，1994；杨中美，2001），最终出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斗争格局。

　　合伙经营博彩生意之初，由于何鸿燊对行业认识不多，居于次席，事事听叶汉指挥也心甘情愿。但随着时间推移，当他迅速掌握了博彩业各种窍门和细节后，自然希望增加主导权。尤其当他觉得叶汉那一套管理方法已不合时宜时，矛盾和争执骤起。一开始，大家仍然觉得这只是属于可以磨合的小问题，可是日积月累，分歧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日渐扩大，因此便有了在明在暗的较劲。

　　由于何鸿燊在发展澳门生意的同时，也兼顾香港投资，港澳渡轮服务更因博彩生意而发展迅速，因此利润十分丰厚；而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港澳码头地皮，更是发展上的里程碑，壮大了公司实力。到了70年代初，面对香港股票市场突然开放的重大机会，何鸿燊与重要股东霍英东等商量后，决定将公司重组为信德企业，于1972年上市集资，吸纳公众资本推进业务，让公司得到更大发展 （郑宏泰、黄绍伦，2006）。

　　有了更丰厚财富的何鸿燊，自然不能容忍居于叶汉之下。要论赌桌上的功夫，叶汉确实比何鸿燊高明，但论人事与权力斗争，何鸿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主要合伙人—叶德利 （何鸿燊妹夫）和霍英东 （何鸿燊皇仁书院旧同窗）—是何鸿燊找来的，与澳葡当局及土生葡萄牙人的关系又是他的强项。两人对“澳娱”的争夺战在1974年进入白热化阶段。

　　何鸿燊母亲冼兴云于1951年去世，享年62岁 （Hall， 1992）。1975年，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去世，享年87岁。何世光于20世纪50年代返港，但一直极为低调。何鸿燊先办理好父亲后事，将父亲安葬于家族昭远坟场，与过世多年的母亲同椁之后，才专心致志全面进攻，争夺“澳娱”控制大权。

　　到1975年，叶汉察觉到控股权与管理骨干等均已归于何鸿燊，自己优势不再，于是便顺水推舟，以自己年过70，应该退居二线为由，体面地“退位让贤”，将“澳娱”的领导大权交到何鸿燊手上，由他主力管理新葡JING（GrandLisboa）。至此，何鸿燊才真正地登上了赌王宝座。叶汉于1982年才完全退出澳娱，并将手上持有的10%股份作价3亿元转给了郑裕彤。

　　在何鸿燊带领下，“澳娱”出现了新的发展格局 （黄霑， 1981；冷夏，1994；杨中美，2001）。不过，叶何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其实仍未完全终结，如叶汉曾伙同其他商人参与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竞标、创办赛马车会和公海赌轮等 （二胡，1980；韦玲，1980）。直至1997年5月7日，92岁的叶汉去世，何鸿燊亲往吊唁，两位新旧赌王的恩怨才终于画上句号。

　　从1934年父亲“跑路”越南的家道中落，到1941年底何鸿燊转投澳门开展事业，赚得第一桶金，发展包括贸易、运输及地产建筑等生意，令个人财富不断飙升，之后染指博彩生意，成功获得博彩专营权，从此财源滚滚，1975年登上赌王宝座标志着何鸿燊人生事业的高峰 （黄霑，1981；冷夏，1994；杨中美， 2001）—何鸿燊在这40年间走过的道路，无疑极为曲折传奇，成就非凡突出。尽管如前文提及，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东） 的名声、地位、人脉关系及道德资本等曾为何鸿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亲的一走了之与家道中落的挫折，从某个角度看又可能是激发何鸿燊上进的极重要因素。所以有分析者指出，何鸿燊父亲的不幸，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真实反映。

　　从这个角度看，当家族处于逆境困窘之时，若能化悲伤困苦为力量，激发子女斗志，并做出积极正面的努力，难保不会转弱为强，何鸿燊为家族带来中兴，吐气扬眉，实在是很好的说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澳与何鸿燊家族，均出现巨大发展与变化，期间危机、挑战和机会更是繁衍相生、交叠出现，能够应接得住往往成为胜败关键所在。

　　有关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由贫而富、家大业大后的何鸿燊自然也不例外。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刚迈开脚步而何鸿燊的年纪就要迈入一个甲子之时—何鸿燊便开始被记者追问传承接班如何安排的问题，他那时回应，希望过了55岁就能退休（《南华早报》，1989年2月13日）。

　　至于有关如何安排接班的问题，他的答案则如不少巨富家长一样，尤其表现出开明无私一面。他曾这样说：

　　我是中国人，我有传宗接代的思想！不过，做生意就未必，我绝对不相信父传子这种方式，已经不合潮流。香港已经有两宗父传子的生意因此而玩完（完蛋）！我虽然重视儿子，但分家产时，儿子分两份，女儿也有一份。不算偏心啦！（何文翔，1992）

　　何鸿燊在另外一些场合接受访问时也曾表示过“不相信把事业一代传一代这回事”，反而认为“有4000多人在为我们工作和依靠我们，我们有责任选一个最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事业”（乐文送，1978）。这样的回应深得不少人欣赏，觉得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促进家族企业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力量。

　　现在（1978年前后，当时何鸿燊年约57岁）他已想到退休，也许四年后（即过了60岁）就退休，但退休是不容易的，他几天不工作就会觉得不舒服。何氏热爱工作，这点不容否认，不过，退休这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他体内到底有中国人的血液，他那西化的脑袋里始终保留一点传统的思想 （例如他反对女人干预男人的业务，原注）。那么，前面有关事业继承的那段话就有些费解了。我们时常在报章上看到“霍英东和他的儿子” 的消息，但很少见人提起何鸿燊和他的儿子，何氏并非没有子女，假如他真的能够摆脱香港一般大生意人的传统（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原注），将事业交给最有才干的人，那算是别开生面了。（乐文送，1978）

　　然而事后看来，当时坊间的观察与评论明显言之过早。他们或者也没深入了解何鸿燊诸子女的年龄及内部关系，只是单凭未见其子女进入公司参与管理，而他本人又说出了“不相信父子相传方式”的话，便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真的不会父子相传。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镁光灯以外的事物上，尤其是家族与亲人关系上，就不难了解何鸿燊那时实际行动与公开说的话之间其实并不一致。

　　现实是，任何传承安排都不能从表面来看，更不能只从传授一方来思考。因为传承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会牵动整个家族不同成员的关系与情感。对于事业和财富不断攀升的何鸿燊，显然同时面对着日见壮大的家族，以及日趋纠缠复杂的家庭关系。

　　何鸿燊与元配夫人黎婉华育有一子三女，在现代社会中也算子女众多了。但对自幼生于大家族，价值观念十分传统的何鸿燊而言，只有一名子嗣显然不够。尤其他所从事的博彩业向来恶名在外，常被控令人沉迷，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问题，甚至惹来不少人的怨恨。更不用说大量现金流的营运方式往往引得黑白两道垂涎，江湖险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自己及家人坠入险境，何鸿燊自然希望多要几个儿子，以免断嗣。

　　据何鸿燊接受黄霑访问时透露，黎婉华嫁给何鸿燊十年后（即1953年左右），“忽然染上奇病”，即使请了中外名医诊治，也没法根治，她的身体日渐消瘦，而且“需要特别护理”（黄霑，1981）。黎婉华所患的怪病不但令她绝迹人前，无法陪伴何鸿燊出席社交场合，更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当然也包括了传宗接代的问题，黎婉华的命运也从此变得坎坷。

　　1957年，何鸿燊向黎婉华提出纳妾要求，因为当时港澳地区仍沿用《大清律例》，所以有能力的男人可以纳妾，而何鸿燊的祖父、祖伯父、祖叔父等也都是一妻多妾。他这样说：

　　我不是不爱他，我到现在一样很爱他，不过，就算我爱他也不能一辈子做个和尚。而且有的时候好多应酬，有男又有女，我就整天一个人，这样不好。

　　黎婉华当然表示反对，但患病在床，丈夫又越来越强势，最后只能在各种甜言蜜语与承诺下无奈接受，而那位被何鸿燊看中的女子就是蓝琼缨 （何文翔，1992；冷夏，1994）。

　　据说，蓝琼缨生于1943年 （与何鸿燊年龄相差22岁），在1957年被何鸿燊纳为妾室时只有14岁左右。有关蓝琼缨的年龄、样貌和为人，何鸿燊本人提及时曾说：“她很早就嫁给我……她人长得漂亮，又对我非常好！”（黄霑，1981）。蓝琼缨过门后居住在香港渣甸山大宅，与黎婉华分开。到了1962年，黎婉华为何鸿燊再诞一女，是为何超雄。同年，蓝琼缨也诞下一女，是为何超琼。之后，黎婉华再没生育，蓝琼缨则先后诞下何超凤、何超蕸、何超仪及何猷龙 （《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共育有一子四女。人口多了，家族关系复杂了，但男丁却只增加了何猷龙一人，到1976年才出生。这显然未能满足何鸿燊渴望多要儿子的愿望—哪怕他对黎婉华和蓝琼缨均赞不绝口，时时刻刻“爱不离口”（黄霑，198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不少专业人士或企业相继外移。何鸿燊除把部分生意投资转到欧美等地外（Ko， 1988； 《南华早报》， 1989），让家人获得外国居留权也是其中的重要绸缪。何鸿燊也很自然地将部分投资转到葡萄牙，除了在里斯本购买大宅，也把不少资金转到该国，并派当时出任信德企业部门经理、开始接管业务的长子何猷光到当地，负责进一步开拓业务。1981年，何猷光与妻子在里斯本出游时发生交通事故意外丧生，夫妇俩当时都只有33岁，留下一对只有3岁和5岁的年幼女儿（《南华早报》，1981）。这次意外不仅给何鸿燊带来打击，影响了他的传承接班计划，更对一直体弱多病的黎婉华造成巨大伤害。自从何鸿燊纳妾后就一直情绪低落的黎婉华原本寄望儿子日后能够“子为母张”，何猷光的突然去世，无疑令她希望破灭，伤心不已。

　　同样受到巨大打击的，应该还有与何猷光感情深厚的胞姐何超英。生于1946年，比何猷光年长两岁的何超英，青年时留学英国和瑞士，回港后于1975年嫁给香港“傧仪业大王”萧明之子萧百成，这段婚姻被视为“强强结合”，风光一时无两。可惜，婚姻维持不久，便因丈夫传出婚外情而离婚 （行者，1986），胞弟又在这个时候因车祸去世，双重打击下，何超英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有指她患上精神病。后来，她带着不到3岁的女儿（萧玟铮） 离开香港，在葡萄牙等欧洲各地开始旅游式生活，为时十多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这种生活或许非常浪漫，但也可以说是到处流浪，居无定所 （《每日头条》，2017年10月13日）。黎婉华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同时，又目睹长女失婚、情绪失控，人生掉进低谷，因此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另一方面，蓝琼缨的人生也出现重大变化。蓝琼缨在何鸿燊授意或安排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带着她所生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高角街 （Highpoint Road） 购入豪华大宅作居所，年幼的子女就在加拿大上学 （Wong， 1990）。

　　因为移民，何鸿燊与蓝琼缨多数时候要分隔两地，这又为家族关系的另一次重大变化埋下了伏笔。或者可以这样说，蓝琼缨移民加拿大时，何鸿燊已近65岁，无论是黎婉华或是蓝琼缨，都想不到何鸿燊仍有再觅妾室女伴的念头，但何鸿燊风流个性不改，不只闹出第三春，更有了第四春，这大出她们意料之外。

　　原来，何鸿燊看上了黎婉华身边的私家看护陈婉珍，那时，生于1954年的陈婉珍已年过30岁。一开始，何鸿燊与陈婉珍的恋情并未曝光，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何鸿燊在20世纪80年代末公开了两人的关系，确认了陈婉珍三姨太的位置。陈婉珍为何鸿燊生下一子 （何猷启） 两女 （何超云、何超莲），让家族人丁进一步兴旺，只是，让何鸿燊念兹在兹的儿子不过由一名增加至两名而已。

　　即使已年近70，何鸿燊仍精力充沛，当然也充满男性的魅力、巨富的财力和社会中的“威”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与生于1961年的梁安琪展开了另一段恋情，并于1989年公开宣布其四姨太的名份。梁安琪后来为何鸿燊诞下三子 （何猷亨、何猷君、何猷佳） 二女 （何超盈、何超欣），这次算是了却了他一直以来想多要儿子的心愿。

　　若将1946年出生的长女与2000年出生的幼女相比，她们的年龄相差达54岁，在千禧世纪里，这无疑属于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这样一个一妻三妾六子11女、年龄差异巨大的大家庭里，家人关系与纠结必然会变得更复杂难解了 （《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2018年9月20日）。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一般人预期何鸿燊快要退休，进入传承接班的重要阶段时，其长子却突然不幸去世，而他的婚姻与家族结构又出现戏剧性变化，先后纳了三位姨太太，诞下10多名子女。儿子们大多年幼，女儿们较为年长，加上姨太太们较年轻，有的对经营生意兴趣极浓等等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牵动了传承接班的安排，让何鸿燊需要花费更大心力。接下来的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崛起、全球化趋势等，也都左右了他关于生意发展与传承接班的全盘大计。

　　香港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时，何鸿燊家族的结构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家族掌控的各项生意也有重大发展，甚至不断扩张。即使何鸿燊此时身体仍然健康，个人江湖地位及社会名声尤其显赫，但应酬、事务繁重，无暇分身，促使他不得不认真落实传承接班计划。当时黎婉华所生的长女何超英因婚姻破裂出现严重精神问题，移居海外，何超雄及何超贤则对加入家族生意没兴趣，再加上黎婉华健康不佳，无法为女儿们争取或作任何长远安排，所以未见黎婉华所生女儿参与家族企业。而此时陈婉珍和梁安琪的子女尚幼，何鸿燊将蓝琼缨所生的女儿何超琼挑选成为接班人，开始为企业领导与管理交接做实质准备。

　　先说企业生意上的重大发展。尽管是非较多，但澳门博彩业的生意收入稳定、利润丰厚，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娱”仍紧紧抓着专营权，无人能挑战，何鸿燊头上仍旧戴着“赌王”桂冠。因为生意属专营，又没有够实力的挑战者，因此生意上的创新或开拓并不多，在某程度上甚至出现固步自封的情况，直到澳门回归，博彩业开放，才有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 （Zheng and Wan， 2014）。

　　家族另一生意旗舰是信德企业。自1972年上市后，公司除了1973~1975年香港经济严重衰退期之外，其他时间均表现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公司取得港澳码头地皮，斥巨资兴建公司的招牌商业大厦— 信德中心。经过不断的建设，到1986年，东西两座、楼高40多层的信德中心终于落成启用，成为香港岛上耀眼的地标建筑。由于中心所在位置有港澳码头、港铁站，又处于隧道出口，交通四通八达，因此中心落成后价格大涨，为公司带来极可观的收入，信德企业也在1987年成为表现最佳的上市公司 （Winn， 1987），将公司的发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阶。

　　信德企业也在1987年成为表现最佳的上市公司 （Winn， 1987），将公司的发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阶。（夕阳下的信德中心。）

　　信德企业节节上扬之时，何鸿燊早年已经染指的澳门电力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重要变化。创立于1910年的澳门电力公司（Macao Electric Lighting Co． Ltd．简称Melco），主要业务虽是为澳门提供电力，但公司总部却设在香港，主要投资者也来自在香港及澳门均有投资和生意的家族。该公司的股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在香港交易所交易，到了1972年，公司改组，部分电力业务转回澳门，其他业务如餐饮旅游及房地产等，则继续留在香港，并维持上市企业身份，何鸿燊也成为大股东。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改名为“新濠国际发展” （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并与信德企业合作，共同在港岛半山发展地产，兴建豪宅，在地产市道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业绩大有表现 （《南华早报》，1989年9月26日）。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越老越进取的何鸿燊还染指工业生产，参与了被称为“公司医生”的丁谓在加拿大创办的善美电子 （Semi-Tech Microelectronics） —一家原本从事半导体与晶片生产制造的公司。该公司于1986年重组为善美环球 （Semi-Tech Global），并在加拿大上市。翌年，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何鸿燊入股，并成为公司主席。之后，善美环球收购了美国著名缝纫机品牌胜家缝纫机公司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轰动中外金融界（《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就是在这样左右开弓的情况下，工作量超负荷的何鸿燊开始安排女儿何超琼接班。生于1962年的何超琼，从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 （Santa Clara University） 毕业后，先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之后加入善美电子成为董事，同时还负责打理母亲蓝琼缨所有的公司业务，积累工作经验。1987年前后，何超琼被父亲安排进入信德企业工作，登上传承接班的新台阶（《南华早报》，1989年2月5日）。

　　按何超琼个人自谦的说法，由于身为“亿万巨富的女儿”（daughter of billionaire），即使她在工作岗位上尚未做出什么成绩，也备受传媒关注，这让她受宠若惊 （《南华早报》，1989年2月5日）。不过，何超琼应该也乐意成为传媒的宠儿，她热衷于参加筹款活动、舞会或电影首映礼等社交活动，当传媒及记者访问时也乐于回应，可见她也有意建立起自己的公众形象（《南华早报》，1989年9月22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港澳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及博彩业，经济低迷。而仍然握有博彩专营权的“澳娱”业务也不太好，收入减少 （Zheng and Wan， 2014）。相对而言，香港社会稳定，经济也相当热络。信德企业与不少华资企业秉持一贯的“留港建港”宗旨，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加大投资，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其中最吸引市场目光的举动就是斥巨资购入位于香港岛中西区半山薄扶林道石塘咀的大片地皮，与新鸿基地产及新世界发展等兴建香港岛中西区著名楼盘宝翠园，该项目完成后成为该区的地标式私人屋苑，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新濠国际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不少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3年信德企业通过进一步注入资本将其纳为附属公司 （《南华早报》，1993年9月22日），让两家企业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有了这样强大的资本后台，新濠国际发展收购了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获得经营香港仔两家重要餐馆—珍宝海鲜舫及太白海鲜舫—的权益。到1996年，新濠国际发展又进行业务与投资重组，最后采取资产换取控股权的方法，与信德企业达成了控股互不隶属的约定（《南华早报》，1996年2月10日）。从此，新濠国际发展不再是信德企业的附属公司，而是走上了独立经营之路，但大股东仍是何鸿燊家族。

　　在信德及新濠投资动作频频之时，由何鸿燊出任主席、但管理大权则在丁谓手中的善美环球，更是东征西讨，不断扩大商业版图。1991年，善美环球将旗下的胜家缝纫机制造业务分拆，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让公司资产值大升。与此同时，善美环球还利用自己与胜家缝纫机相互持股的方式，收购德国百福缝纫机 （Pfaff Industries）、日本山水电业 （ Sansui Electric），轰动国际投资市场。何鸿燊与合作伙伴丁谓也进入了香港巨富排行榜的十大之列。1999年，善美环球更名为雅佳控股 （Akai Holdings Ltd），但那时公司其实已因扩张过急、借贷过度，加上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而濒于危险境地 （《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事实上，对于何超琼来说，20世纪90年代也是她迈出接班步伐后在不同业务发展与管理中学习的人生重要阶段。1990年中，何超琼宣布与“爱国船王”许爱周的孙子许晋亨订婚 （《南华早报》，1990年6月3日），并于1991年1月结婚摆酒。喜宴在凯悦大酒店连摆三天，粤港澳台名人及海外亲友均来道贺，人数达2000多人，极尽豪华 （《星岛日报》，1991年1月9日）。婚后的何超琼并没有留在家中，或是很快生儿育女，而是在短时间暂停工作后，于1994年重投事业（《南华早报》，1994年9月4日），继续沿着接掌父亲企业重担的道路前进，期间当然亦有不少突出表现。

　　毫无疑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澳与何鸿燊家族，均出现巨大发展与变化，期间危机、挑战和机会更是繁衍相生、交叠出现，能够应接得住往往成为胜败关键所在。与港澳进入回归过渡期相似的是，何鸿燊家族控股的企业也进入了领导权交接期。那时的何鸿燊早已“登六跨七”（即过了60岁进入70岁），一般情况下，这已经到了不能不传承接班的时候了。可是，无论是健康、生意、婚姻或家庭生活，何鸿燊却是越活越精彩，不仅个人财富不断攀升，家族规模也持续壮大。虽然他亲自安排的何超琼已迈出了接班的步伐，但大权仍在何鸿燊手中。

　　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不仅呈现了相对持久的和平，还因科技突飞猛进—尤其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出现了婴儿夭折率大幅下跌、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的情况。富豪家族因为能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更佳的养生保健及医疗条件，较一般人享寿更长。对于他们掌控的企业，在他们较长时期的领导下，由于有较好经验累积、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支持，很多都能获得更好发展，创造了家族传奇。

　　富豪们的长寿的确给传承接班带来好处，如有更充裕的时间培训接班人、遇到突变也能出面稳定大局。不过，凡事有利亦有弊，创业者长时间把持企业，也会带来不少的挑战及问题，何鸿燊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他当初选定的接班人何猷光突然去世，令原来的传承安排生变，幸亏他当时仍身体壮健，可以稳定大局再作绸缪。但他年老时仍精力充沛，不甘寂寞再纳妾室，结果不但妾室们与他年纪相差甚远，诞下的子女年龄上也与兄姐们相距极远，又是同父异母，自然大大改变了家族结构与关系，让继承问题变得更纠缠复杂，容易滋生各种环环相扣的矛盾，埋下更多不稳定甚至争执冲突的种子。

　　进入新千禧世纪之后，一方面是港澳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家族关系出现变化，何鸿燊所面对的，又是一种危机、挑战与机遇相伴的局面，让他无法停下脚步。20世纪末，香港和澳门先后重回祖国怀抱，同时亚洲金融风暴冲击港澳两地的商业与经济，因此生意投资遍布港澳的何鸿燊需要做出各种应变与筹划。另一方面，一些年幼的子女们也已长大成人，促使他必须认真思考传承接班问题。

　　2000年初，被普遍看作是主要继承人的何超琼与许晋亨婚姻触礁，虽然二人最终以离婚收场，但再见也是朋友，许何两家的友好关系不变 （《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此后，何超琼曾一度与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诚儿子杨其龙相恋，甚至一度谈婚论嫁，但因为何鸿燊反对，并有其他各种因素，最后无疾而终。自此之后，何超琼便埋首事业，专心打理家族旗下企业 （《南华早报》，2000年12月8日；《星岛日报》，2000年12月14日）。

　　与此同时，蓝琼缨幼子何猷龙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在投资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之后，他曾染指当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生意，结果网络泡沫不久破灭，何猷龙虽有损失，却学到了不少经验。2000年底，年届24岁的何猷龙迎娶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孙女罗秀茵（罗友礼女儿）为妻，这段婚姻同样是“强强结合”，当时何鸿燊已年近80，甚感“老怀安慰”（《星岛日报》，2000年11月17日）。

　　这次婚礼另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许晋亨曾来帮忙，并与父母亲一同到贺，这显示出许何两家的关系并没因许晋亨与何超琼婚姻结束受到影响 （《东方日报》，2000年11月17日）。

　　何猷龙已经在外边企业中实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有打工经历，也有创业经历，加上他已成家立室，因此何猷龙进入家族企业、开启传承接班的准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001年，何猷龙被何鸿燊任命为新濠国际发展的董事总经理，先开始打理一家不是很大的企业，学习企业经营中的运筹帷幄。

　　与不少“富二代”不同，何猷龙颇为低调谦逊，重视实干，也没染上很多富家子弟的玩乐习气，反而颇花心思钻研生意与经营，所以能在接手新濠国际发展后做出一些成绩，令阅人无数的何鸿燊非常欣赏，也更愿意交托更多工作。从此，何鸿燊的传承接班安排，开始有了更为实在的多元安排考虑：既有何超琼一线的发展，也有何猷龙一线的跟进。

　　当然，其他子女及妾室们经常在何鸿燊面前争取机会，也会被他列入考虑范围。华人企业家总有这种特质，不同家人 （也包括一些可信的人） 都会向他们提出不同投资建议，争取支持，而在他们力所能及且自己评估过后又觉得家人具有一定商业潜能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不会断然拒绝，而是乐意给予一些投资或鼓励，让他们去闯闯试试。

　　对于澳门而言，进入新千禧世纪的最重要挑战与机会，无疑是博彩业专营权的巨大转变。澳门特区成立后，国家在澳门驻军，这对过去备受恶势力困扰的澳门来说，可谓极具震慑力。治安问题迎刃而解，让特区政府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重大突破点就是提出引入竞争、开放博彩业政策。表面看，此一重大政策调整对于何鸿燊的生意极为不利，所以他曾表示反对，不过博彩业还是最终开放，博彩经营权牌照由一个增加至三个。这三个牌照又分为正、副牌，而正、副牌拥有几乎相同的经营权，这也意味着牌照由一个增至六个，其开放的幅度实在不少。

　　由何鸿燊牵头的澳门博彩娱乐有限公司 （简称“澳博”， SJM）—“澳娱”的子公司—取得其中一个正牌，而另外两个正牌由吕志和家族掌控的银河娱乐 （简称“银娱”） 及美国大亨史蒂芬·永利的“澳门永利”（Wynn Resorts Macao） 获得 （《澳门日报》，2002年2月9日）。之后，“银娱”向政府申请放出一个副牌给“澳门威尼斯人”（Venetian Macao），并获得批准。此举令目光锐利的何鸿燊立即采取行动，与永利渡假休闲一同申请两个副牌，于是有了“美高梅金殿”（MGM Grand Paradise，由MGM集团与“澳娱”合营） 及澳门新濠博彩 （Melco PBL Jogos Macau，新濠国际发展的子公司）。美高梅金殿由何超琼主政，澳门新濠则由出道不久的何猷龙管理 （McCartney， 2006）。也就是说，原本三足鼎立，又变成了何鸿燊“顶上半边天”的局面，何鸿燊的商业触角与人脉关系网络之强大，可见一斑。换个角度说，若不是何鸿燊仍在掌权，在那个发生重大变化且竞争激烈的年代，难保不会像上世纪60年代一样，傅老榕去世后，其家族难再取得博彩业专营权，从此退出澳门博彩业的舞台。

　　对于这种重大变化，不少人预测博彩业必然会在“僧多粥少”的影响下走向衰退境地。可是，现实的发展状况真的如某些经济理论所说，在竞争的刺激下，由于竞争者各展所长吸引消费，激发创新及活力，让生意更加兴旺。当然，中国内地进一步放宽国人出境旅游，尤其是2003年推出了俗称“自由行”的个人游政策，也为澳门博彩业注入极重要的发展力量，中国澳门经济迅速走出回归前的衰退低谷，何鸿燊家族的财富也进一步飙升。不出数年，澳门超越了一直稳居世界赌坛一哥地位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澳门的就业、民生、基础建设等等也同时获得了持续改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甚至把香港也比了下去 （Zheng and Wan， 2014）。

　　回到香港的生意上。相对于澳门，香港在进入千禧世纪后反而因“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导致经济急速回落，何鸿燊家族的生意与投资也受到影响，其中包括何鸿燊参与、出任主席的雅佳控股—尽管主理业务的是行政总裁兼大股东丁谓。资料显示，由于丁谓在20世纪末的连串激进收购投资，让资产值暴升，导致那些与资产挂钩的借贷在“亚洲金融风暴”—市场环境逆转下，因利率急升、信贷紧缩出现债务违约问题。

　　事后看来，丁谓应该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了日后被告上法庭的“做假账虚假交易”，给旗下公司注入流动性，但最后资金链断裂，并出现了火烧连环船的情况，结果引来警方调查，揭露了一连串“做假账”事件。丁谓最后被判伪造账目罪成立，入狱六年。尽管何鸿燊没有被直接卷入，但因他有投资其中，又是集团主席，所以也会蒙受一定金钱损失，名声亦被玷污。好在他采取各种方法迅速切割关系，独善其身，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苹果日报》，2012年11月25日）。

　　作为何鸿燊家族的旗舰企业，信德企业在进入千禧世纪后，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香港经济急速回落的冲击，当时公司主要业务—物业地产、船务运输、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盈利大幅回落。2003年，香港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 “非典”的打击，令经济及社会情绪掉进谷底，信德企业的生意也一落千丈。2003年下旬，中央政府推出“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政策，不仅让澳门博彩业急速上扬，香港的各行各业也有了巨大活力，信德企业的各项业务也大幅反弹，例如那时刚落成的九龙昇悦居楼盘便卖了个满堂红，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何鸿燊在不同场合出席活动时的谈笑风生可以说是公司再次走上康庄大道的最有力说明。

　　由于信德企业是香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我们以香港回归以来其业绩发展作一概括说明。首先，在资产净值方面，公司其实一直都有突出发展，由1996年的大约50亿元，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近350亿元，20年间的表现甚为亮丽。其中除了2008年，以及2014至2016年间曾略见回落外，其他年份均获得不错增长 （图2）。

　　当然，若细看信德企业的营业额，则不难看出1996到2017年20年间的起落波动（图3），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和社会的风高浪急。

　　举例说，1996至1997年，营业表现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2001至2006年间，则受香港本身经济长期衰退左右；至于2006年以后的辗转上升，则是经济复苏带动；2009年后的巨大波动，则是受何鸿燊健康出现问题，家族内部又有矛盾的影响，后者情况最备受投资者关注。

　　图 4是信德集团除税前后的盈利表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1996至 2007年间，企业盈利缓慢增长，说明其盈利表现其实并不突出；2008年更一度滑落，随后的10多年间，盈利额虽较过往高，但波动巨大，情况甚为独特，值得日后再作深入了解。可以这样说，自香港回归以来，信德集团的资产净值虽在不断上升，但营业额及盈利则甚为波动，尤其自何鸿燊健康转差、不能自由行动后的波动更加厉害，情况令人关注，同时这也说明公司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

　　就在何鸿燊港澳两地生意不断发展、家族财富不断攀升之时，元配夫人黎婉华的去世让这个家族复杂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演化，家族如何分家析产，企业如何平稳发展。

　　长子意外去世，促使何鸿燊无奈变阵，自己继续领导企业，同时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间辗转花了大约40年时间，才真正完成整个传承接班过程，时间之漫长可见一斑。

　　迄今为止，能享百岁高寿的富豪巨贾实在并不多见，何鸿燊无疑是少见的个案之一。更为特殊的是，他的人生见证了家族由盛而衰，然后走向中兴。虽然他的家族事实上是混血群体，但其家族的绵延不仅流露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同时也是走向现代化的代表。这也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既以延续血脉为优先，又注重光宗耀祖，强调保护家族，孝顺父母，荫护子孙。

　　当然，这种为了一己家族利益与荣耀全力以赴的打拼，明显有其局限性，也会产生不少问题，这十分清楚地反映在何鸿燊百岁人生的各种遭遇上——是非不断，个人曾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甚至卷入无数纠纷。这不难让人觉得，家族作为民族与社会的缩影，折射了其文化中既有精华卓越的光辉，同时也存在弊端，确实应检视自省，择优弃劣，从而让家族走向康庄大道。

　　2004年2月21日，与何鸿燊走过一甲子人生的元配夫人黎婉华终于不敌病魔去世，享年82岁。何鸿燊十分悲伤，为黎婉华风光大葬。在澳门天主教堂举行的丧礼上，不少达官贵人均出席致哀。何鸿燊的三名妾室并未出席，只派各自所生的子女作为代表致哀。

　　丧礼完毕后，黎婉华被安葬于澳门本岛圣味基坟场 （又称旧西洋坟场） 一个风水甚佳的位置，与澳门显赫人物为邻 （《星岛日报》，2004年2月29日）。由于何鸿燊并非天主教徒，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百年之后应不会葬在那儿，显示他的最后归宿应该不会和黎婉华在一起。

　　黎婉华去世意味元配 （正室） 地位出缺，这促使二房蓝琼缨向何鸿燊争取成为继室，确立她作为妻的地位。蓝琼缨得偿所愿，获得了何鸿燊的肯定，地位更稳固，也进一步强化了蓝琼缨所生子女的嫡系继承权。但这样一来又影响了原本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引起陈婉珍及梁安琪两房的回应和反击，让本来尚未浮出水面的的矛盾和分歧迅速涌现。

　　由于陈婉珍和梁安琪所生的子女年纪还小，仍在求学，作为母亲的她们采取了“母为子争”的策略——即身为母亲，争取更多家产及生意经营权，维护其所生子女的“权益”，梁安琪表现得尤其果断进取。资料显示，梁安琪自2004年起高调参与港澳的社会事务，比如2004年，她获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2005年，她更参与澳门立法会议员席位的竞夺，而且一击即中，取得议席，之后连任三届；她还自2005年起获任为香港保良局总理（香港保良局为香港著名慈善机构，成立于1878年——编者注），并且大力捐输 （《保良局董事》，2009）。

　　商业方面，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梁安琪就已直接参与生意经营，涉足饮食、娱乐、证券、物业等行业，到了2007年，她更进行了一宗重大投资——斥巨资收购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旗下的“无线收费电视”二成股权，成为主要策略股东，进军传媒业 （《信报》，2007年8月31日）。除此之外，梁安琪像不少香港巨富家族的太太们一样，在不同时期斥资购入优质物业，作为长远投资，例如港岛浅水湾道4号大宅、中环娱乐行大厦、铜锣湾兴发街88号物业等等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当然，每项投资不一定由她个人全资拥有，但却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她有巨大的资金来源，让她能不断加大资本投入，身家财富持续攀升。

　　相对于梁安琪，陈婉珍无疑较为低调，后者并未涉足政治，并没有参与公职或立法会选举之类的行为。但陈婉珍也在2005年起出任香港护苗基金大使（香港护苗基金成立于1998年，为香港慈善团体——编注），2006年陈婉珍被选为东华三院总理，同时她还参与香港防癌会的慈善工作，做出很多捐献，每当有她出现的场合，自然也成为镁光灯的焦点。

　　在生意投资方面，陈婉珍同样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意经营，主要包括餐厅、古董买卖与投资。2004年，陈婉珍成立安威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是集中管理她名下包括商铺、住宅、车位等物业投资，而她手上持有的较知名的物业有石澳安利花园、山顶布力径5G洋房及寿山道东11号单位等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尽管有关她的生意投资及慈善公益活动资料不如梁安琪那么多，但相信是她相对而言不愿意公开而已，实际资产应比已披露的多。

　　由于各房的子女数目——尤其儿子的数量——颇有差异，年龄也相距甚远，所处的人生阶段和需要也各有不同。当2004年黎婉华去世时，蓝琼缨一房既有名份的提升，子女又早已迈出接班脚步，在核心生意上稳居重要地位，自然占了绝对优势，这很自然地令陈婉珍和梁安琪二房觉得不公及不安。但她们的子女毕竟年纪尚小，所以便有了“母为子争”的举动。她们所强调的理由必然是“母弱子幼”的说辞，迫使何鸿燊须要为他们两房着想——尤其梁安琪生的儿子较多，相信这便是自2004年起，陈婉珍与梁安琪动作频频的原因所在。

　　黎婉华去世五年后的2009年7月29日，年过87岁的何鸿燊，突然中风入院，引起关注 （《苹果日报》，2009年8月13日；《东周刊》，2009年8月22日）。一开始，各方关注的是何鸿燊的病情，甚至出现各种已去世的传闻，但随着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家族出现了种种争夺家产及企业控股权的举动，这个显赫家族的一举一动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医生为何鸿燊进行了多次手术，消除脑中瘀血，但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则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物理治疗。为了让何鸿燊能更好地康复，在医生建议下，何鸿燊在院留医长达7个月，2010年3月初宣告出院回家，在浅水湾1号大宅中休养调理 （《苹果日报》，2010年3月4日）。

　　由于何鸿燊已不可能如昔日般自由驰骋于港澳政商之间，家族内部关系发生进一步变化实在无法避免。2011年1月24日，港澳大小报章突然争相报道一个重大消息，称何鸿燊不再是“澳博”大股东，只是象征性地持有100股而已，蓝琼缨及其子女、陈婉珍及其子女成为何鸿燊本来持有的32%控股权的主要受益人。对此，何鸿燊随即透过律师澄清，指他本人对相关安排“并不知情”，认为这是“抢劫”，表示会对相关人等采取法律行动，并于1月27日向香港法院提起上诉 （《南华早报》， 2011年1月25~28日）；《苹果日报》，2011年1月28日）。

　　2011年3月10日，何鸿燊签署并公开一份与家人的“联合声明”，表示过去两个月被广泛报道的“何家事件”，最终获得“圆满解决”，之前的上诉会取消，“家族各成员经过各方友好的协调和坦率的对话后，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达成共识”，并已签订了“和解协议”，大家同意齐心协力发展何鸿燊打拼下来的澳门博彩业生意，“并将之发扬光大”（《明报》，2011年3月11日；《南华早报》2011年3月11日）。至此，一场原本令人觉得山雨欲来的争产风暴，在何鸿燊仍然可以主持大局的情况下，似乎得以和解收场。

　　在这场争产风波中，元配黎婉华一房本来应获得更多财产与股权，但事实上却分得最少，绝大部份财产与生意，落入了三名妾室及其子女手中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可以这样说，黎婉华的子女们 （俗称长房） 既没分得家族企业的控股权，其他种类的资产也很少。按照黎婉华长女何超英女儿萧玟铮所说，长房只分得当时市值16亿元的浅水湾1号大宅 （《壹周刊》，2015年2月12日）。究其原因，应与长房没有男性子孙有关：何猷光去世后留下两个女儿，何超英及何超贤则各有一女，何超雄没有结婚，所以何鸿燊只以嫁妆形式给她们分配了一些财产。

　　在黎婉华晚年健康恶化后回到香港的长女何超英，自母亲去世后身体也越来越差。由于没有缺乏全面照顾，2014年12月4日何超英在养和医院去世，享年68岁 （《每日头条》，2014年12月9日）。对此，何鸿燊应该也甚为伤感，因为这是他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不解的是，何超英去世三年后，她位于昭远坟场的墓地竟仍只以帆布覆盖，连墓碑也没有，与其他墓穴或家族成员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对于拥有过百亿元身家的巨富家族长房的长女而言，无疑又是分家后长房得不到“公平”对待的注脚，甚至有一种令人心寒的感受 （《每日头条》，2017年12月31日）。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家族何尝不是。2011年的争产风波解决后，长房因为没有血脉子嗣反遭排挤，二、三、四房的姨太与其所生的子女们成为赢家，在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利益，并釐清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后，便各自上路，全心全力投入他们自己的生意之中，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才干。

　　先说蓝琼缨一房。作为二房长女的何超琼自20世纪八十年代已参与信德企业的管理，在父亲年纪更大以后她被交托了更大管理权，在澳门博彩业开放后增设的副牌她也参与其中，并成为美高梅金殿的主要股东，主导业务发展。父亲中风后，她自然承担起更多领导实务，也因此让她能在2011年那场家族风暴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她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确定，虽然业绩表现有波动，但公司资产净值仍稳步上扬。2017年，何鸿燊宣布卸任信德集团的主席职位，由何超琼接任，至此也真正地完成了接班。

　　何鸿燊不只在2017年卸任信德集团主席，他还把“澳博”主席一职同时卸下，交由何超凤担任。尽管何超凤的知名度一直没有何超琼高，但事实上姐妹二人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何超凤在香港成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后来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20世纪八十年代返港后曾参与家族不同生意管，并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信德企业，之后参与了船务、旅游、娱乐及物业投资等。同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何超凤嫁给香港大马主何寿南之子何志坚，同样是“强强结合”的婚姻，婚后两人育有两女何锶珩和何倩珩。遗憾的是2016年两人的婚姻触礁，以离异收场，而何超凤也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全心全力投入事业之中。何鸿燊中风后，她与何超琼分工更明确，她集中精力主持“澳博”，何超琼则专心打理信德集团。

　　对于儿子中最年长的何猷龙，何鸿燊明显更加关注。何猷龙于2001年加入新濠国际发展之后，便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一手统领实务。2002年，新濠国际发展的子公司澳门新濠博彩取得赌博专营权副牌，有人称何猷龙为“小赌王”。到了2006年，由于觉得何猷龙能够独当一面，何鸿燊更是辞去主席一职，由何猷龙接替，此举进一步说明何鸿燊想让儿子有更大的话语权。在经营新濠颇为多元的生意上，何猷龙明显表现出了勇于创新、不拘一格的作风，至于他的踏实、事事亲力亲为，让企业获得了不错发展。

　　可以这样说，自2017年何鸿燊宣布退休，标志着全面交出管理大权，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基本上已接掌父亲旗舰企业的主导权，成为家族新一代的接班人，这与他们年龄较长，较早进入企业有关。回过头看，何鸿燊曾在受访时表示想在55岁时退休，当时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嫡长子何猷光。但长子意外去世，促使他无奈变阵，自己继续领导企业，同时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间辗转花了大约40年时间，才真正完成整个传承接班过程，时间之漫长可见一斑。也幸好是他长寿，才能化解这个结构及关系极为复杂家族的恶性纷争。

　　相对于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另外两房陈婉珍及梁安琪的子女较为年幼，由于年龄差距大，他们基本上无法与何鸿燊交接，只能由各自母亲持有股份或资产，推动他们自行创业或开辟其他事业道路——若加入信德、“澳博”或新濠等，也很难争得过早已坐拥大权的兄姐，还会滋生矛盾冲突。从资料上看，陈婉珍和梁安琪以子女“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了巨额家产 （《忽然一周》，2004年2月27日），将来可作为启动资本，支持他们寻梦开拓，其中尤以何猷君的例子最为突出。

　　梁安琪的儿子何猷君生于1995年1月，从小表现出过人资质，在数学方面尤其有天份。他18岁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获金融硕士学位，然后返港。在母亲投资8000万元的支持下，何猷君加盟手游公司“创梦天地”。2018年12月6日，公司成功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在何鸿燊97岁大寿那天，何猷君特别以公司招股书为礼物，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本事 （《大风号》，2018年12月6日）。

　　陈婉珍及梁安琪所生的其他子女由于年纪尚轻，真正的表现和能力自然有待日后证明。可以肯定的是，自初步分家后，由于厘清了资产分配，大家的权责变得清晰，各展所长、证明各自本事的动力显然增强了。各房子女各有生意，又大大减少了彼此间的矛盾。可以预期，何氏家族的生意，必然会进一步走向多元化，而陈婉珍及梁安琪的生意与资产，日后也会逐步向子女转移，完成“代理人”的角色。

　　分家析产后，何超琼、何超凤和何猷龙各自打理一家企业的情况，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何超琼、何超凤日后的财产传承问题。由于何超琼和何超凤均离异，何超琼更是没有子女，两人的财产日后如何传承？事实上，何鸿燊的女儿中，多人还未结婚，如何何超雄、何超蕸，她们的财产日后又会如何安排？是否会传给何家男性子孙？目前何鸿燊还没有孙子，何猷光有两女，何猷龙有一女，家族是否会采取男女一视同仁的传承？还是会将财产捐作慈善呢？这都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日后再作深入探讨。

　　2019年2月7日，何鸿燊又因健康问题入院，报章大肆报导 （《星岛日报》，2019年2月8日），称他入住ICU，引来社会关注。从这一点看来，无论市场或社会毕竟仍有疑虑，当何鸿燊有朝一日百年归老，失去了那股稳定力量后，家族内部是否会再次出现争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的局面不只关系到何鸿燊一脉，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股权财务纷争，事实上也并未随着何婉琪去世而划上句号。这说明在巨大利益面前，家族和谐与同心同德仍然让人觉得只是镜花水月，变数与风险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与发展，只留待时间给出答案了。

　　毫无疑问，富而高寿，妻妾子女成群，似乎是无数男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仔细品味何鸿燊的百岁人生，让人看到他在家道中落时化逆境为斗志，发奋图强，力挽狂澜，最后凭一己之力中兴家族，书写个人传奇，为家族在港澳社会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一笔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何鸿燊的致富过程其实风险极大，甚至曾与死神擦身而过，染指澳门博彩业更是让他一生是非不断，甚至导致朋友亲人反目。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形同陌路，对簿公堂，甚至被影射为“魔鬼”，就是最主要也最受关注的例子 （《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细看何鸿燊的人生经历与家族企业发展，不难发现如下十方面的经验教训与特点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逆境激发斗志，书写个人传奇。生于大富家族的何鸿燊，自出生到父亲“跑路”的十多年间，一直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所以令他只顾玩耍，无心向学，在校成绩只处于下游。如果不是因为家族出现巨大危机，父亲一脉由高位下滑，使其生活条件和水平骤降，甚至在社会上遭人白眼，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花花公子，在纸醉金迷中过日子。如果是这样，他必然不会有勇气或斗志冒险，更遑论打下铁桶江山，坐上“赌王”宝座，成为名扬港澳的巨富。由此再次说明了一个千古不易道理，困苦的境遇是磨练意志、创造辉煌的重要条件。

　　（二）思想传统中有现代。身为混血儿的他，既有十分传统的一面，也有容易接纳现代事物的一面。所谓传统一面，是他十分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老西”（洋人），何鸿燊尤其重视家族、血脉、孝顺等价值观念 （何文翔，1992：66）。当然，何鸿燊还奉《大清律例》为圭臬，采取纳妾制，所以才有了妻妾子女成群的结果——即使其元配信奉天主教，反对一夫多妻。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特点，事实上在香港，欧亚混血群体比纯粹的华人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民间习俗十分执著。所谓现代，是指他对现代事物并不抗拒，乐意拿来应用，并会率先引入博彩的方法与机械设备、航运的新款轮船等，他都乐于采用，提升公司效率，创造盈利。

　　（三）不执着于信仰，只重视实效。何鸿燊虽对中国传统执着，但对宗教信仰则并不坚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曾对记者表示，在宗教方面，他信仰佛教，他曾这样说：

　　我信佛教，对因果尤其深信不疑，可能是由于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母亲拜神虔诚得很，文武庙、天后庙的庙祝我年幼时就已稔熟，观音诞二月十九日我都去吃斋。（何文翔，1992）

　　但到了2004年，在元配黎婉华的丧礼上，何鸿燊接受记者访问时，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向记者这样讲述：

　　我本人是无神论者，既非天主教徒，也非佛教徒，但由于当年读大学时在天主教寄宿学校，母亲又是佛教徒，故此“两样都识的”。（《澳门日报》，2004年2月26日）

　　这种宗教观其实与很多香港华人别无二致，即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最重要的是可以光宗耀祖，照顾好家人，延续血脉。

　　（四）重视家族人力资源的质与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道中落后，他因为遭人白眼，所有产生一股“唔衰得”（不能衰） 的斗志，呼唤自己要出人头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正因为激发出了斗志，他的学习成绩大跃进，步入社会以后也更加拼搏，才能在日后打下铁桶江山。因为个人的经历，他对人力资源显然十分重视——不止是量，也重视质——虽妻妾子女成群，但注重他们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各房子女众多，因而产生内部竞争，这种竞争虽会带来矛盾，但也可以激发各妻妾和子女们必须各有实力。正是在这种各房互相比较和竞争下，人力资源的量和质得到提升，不仅强化了家族发展动力，还有助于投资与业务多元化、分散风险，有助于家族的长远发展。

　　（五）重视人脉关系与社会网络。何鸿燊之所以能够带领自己父亲一脉中兴，祖伯父何东及家族的助力实在不容低估。因为有了家族名声与网络，当时还是黄毛小子的何鸿燊，才能与那时澳门的显赫人物如罗保、梁基浩及何善衡合作，日后争夺赌牌时又能与叶汉、叶得利和霍英东等合作，这些创业与壮大时期的助力，对于走向成功尤其重要。到何鸿燊的子女们出来创业或接手家族企业时，何鸿燊自然也用其人脉关系及社会网络支持他们的开拓。

　　（六）传承接班过程历时久远，充满变数。何鸿燊上世纪七十年代按排儿子何猷光接班，规划自己55岁左右退休。结果，儿子33岁时意外去世，接班计划生变，他更要等到97岁时才完全退休，当中的传承思考，相信十分深刻。他曾说过传承上不一定是父传子，结果还是只在自己血脉子女中传递，跳不出“血脉至上”的巢臼。虽然这样，他却最终突破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而且是由两女 （何超琼和何超凤） 担任家族旗舰生意的领导，儿子何猷龙则统领资产及业务较小的企业。另一方面，他因为自己年纪太大，三姨太、四姨太所生子女们年纪还小的原因，采取了财产分配“托管”的模式，由姨太们作“代理人”，待子女们长大后，甚至要发展事业时，才以不同方式转移给子女们。这种十分特殊的传承接班方式，实在很值得日后再作深入研究。

　　（七）父系传承与母系传承的不同模式。在家族传承上，家族财产主要是父系传承，即父传子，极少传女，附非没有子嗣，才传女儿。其次，必然是元配一房占大份，妾侍则小份。但在何家的传承中，何鸿燊不但没给元配一房多分，反而更少；同时他更倚重女儿，而且在女儿与儿子之间作相对平等的分配。两种安排都具有颠覆性，值得思考。元配一房分得比妾侍们少，自然与何猷光夫妇及黎婉华在分家时已经离世有关，加上何猷光的遗孤又是女儿，没有母亲或祖母代为出头，所以事实上处于多重弱势之中，因此出现了长房被冷待的情况。这一点或许会成为日后争家产的症结所在。女儿获得重用和平等分配则引出另一个问题：她们日后的财产又如何作出传承安排？尤其是何超琼、何超雄及何超蕸等并无血脉，她们日后如何传承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值得深入研究。

　　（八）家族人丁急速萎缩。无论是何鸿燊一代，或是他的父辈及祖辈，均是人丁兴旺。祖伯父何东的母亲、祖母等，所生的子女都十分多，何东的妻妾其实也都生有三名子女以上。但是到了何东的子女一代，他们所生的子女数目就大幅减少，往往只是一名起、两名止，更有子女是没有结婚，选择单身的。这样的发展状况，必然会大大削弱家族的人力资源，影响家族企业在下一代的发展。

　　（九）“强强结合”的联姻关系在子女一代备受考验。何鸿燊自己与元配的结合就是“强强结合”的例子，他的父母叔嫂，乃至于他的祖辈，均有不少这样的婚姻联盟 （Hall， 1992； 郑宏泰、黄绍伦，2004），这也为何鸿燊及其家族带来了极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何鸿燊明显看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安排女儿们嫁到不同大家族，例如何超英与萧百成结合、何超琼与许晋亨结合、何超凤与何志坚结合，但三段“强强结合”的联姻均离婚收场，令人叹息。当然，儿子何猷龙与罗秀茵的“强强结合”甚为恩爱，算是扭转局面。至于何鸿燊子女们婚姻路上未能如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日后再作探讨。

　　（十）健康长寿的发展力量与稳定作用。何鸿燊不但出道得早，也发迹得早，打拼事业的道路上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都能化险为夷，长命百岁。由于他的长寿，在他带领下的企业能够得到平稳高效的发展，与他一同合伙的股东，大都因为寿命不如他长而让出了掌控大权。叶汉让位“澳娱”，霍英东让位信德企业，便是最好说明。另一方面，因为长寿，家族内部的传承危机、争产危机等，都因为他仍健在而得以顺利解决。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因为长寿，而是像很多去世得早的大家长一样，家族内斗必然被激化，最后必然导致对簿公堂，家业四分五裂。虽然，到他去世时，家族同样会分裂，但因为已作出较好的安排，相信冲击会大大降低。

　　何鸿燊是一位充满传奇的独特人物，他的经历、际遇、应对和成就，既折射了时代前进的轨迹，也反映了港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与家族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调适与演变。诚然，家大业大必然能积累不少有利条件，庞大资产、人脉关系、姻亲网络等等，但若没有成就事业的斗志与承担家族福祸的责任，未必可以把那些优势用到创造辉煌的层面上，何鸿燊的故事显然能够说明这一点，他的下一代能否更上层楼，或是力守基业，也应以此作为证明。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 丛书主编澳门问答，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兼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