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博彩监察局长陈达夫透露「赌牌会重新开放竞投，暂时未有决定」之后，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也强调，将于2020年至2022年到期的博彩合约，届时须作重新竞投而非续期。

但他又表示，《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相关规定，批给期间可由行政长官例外地透过具说明理由作出批示，一次过或分多次延长，但总数不得超过5年。

　　这个赌牌是重新竞投而不是续期的说法，与当初包括赌牌持有者在内的多数人「以续约处理」的想法，差距甚大以至是「颠覆性」的信息。

　　不过，惟其如此，这才凸显了这个决定，很有可能是中央的决策，说不好这就是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日前视察澳门特区时，传达中央的指令。

因而澳门特区政府和广大「澳人」，以至是赌牌的持有者，没有说「不」的权利和理由。

　　估计，中央最终作出是赌牌是重新竞投而不是续约的决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其一，不满现在的赌牌数量，违背了当初中央关于「三个赌牌」的指示，而且也是要刹住某些赌厅厅主要求增发赌牌的「政治不正确」的不正之风，因为这是与中央适度限制澳门博彩业过热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其二，不满澳门博彩业现在的发展态势，没有完全按照当初中央批淮澳门开放赌牌时，提出的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指令，因而要藉此赌牌重新竞投的机会，「逼令」各家再次获得赌牌的博企，必须进一步增加非博彩业元素，并承诺在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世界旅游休閒中心」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等国家战略方面，作出佔较大份额的贡献；其三，遏止美资博企要佔有澳门博彩业更大份额的野心，以防止美资博企「尾大不掉」而危害国家安全及澳门特区的经济安全。

　　实际上，澳门特区的博彩政策，就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而非澳门特区自己可以作出。

当时中央的决策是：一、结束澳门博彩业的专营制度，开放博彩业，发出三个赌牌，一个华资，两个美资，华资留给以「澳娱」为主重组的新公司（「澳博」），为的是防止博彩业的断层真空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及七千多员工的就业。

儘管后来「澳博」所递交的标书不尽如意，也必须这样做。

而新增两家美资博企，是为了引进雄厚资金及新颖技术、经验，促进澳门博彩业有新的发展。

当然，在「外交教父」钱其琛的心目中，两家美资博企，最好是一家亲近民主党，另一家亲近共和党，以利于他在主持对美外交中，能够运筹帷幄，操作自如。

实际上，在钱其琛的运作下，「威尼斯人」在北京申请二零零八年奥运主办权中，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二、在中国境内，只准澳门开赌。

三、中资企业不得参与赌牌竞投。

四、不允许台资企业获得澳门赌牌。

　　这就是为什麽原本以曾经是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为主的「亚美」，后来会被「拆伙」的关键原因。

实际上，当时是刘泰英掌握的「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与以美国拉斯维加斯爲基地的「威尼斯人酒店」赌场集团，及具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香港商人吕志和掌控的「嘉华娱乐」集团，三方合组「亚美娱乐份有限公司」，向澳门特区政府递交《投资意向书》的。

而在赌牌竞投工作进入「面试」阶段时，与赌牌竞投委员会面晤的「亚美」代表，人人都佩戴了国民党的徽章，似是要把「国民党」的政治价值发挥利用到最大。

显然是意图利用台湾「政党轮替」后，北京认同及支持中国国民党坚持「一中原则」的政治氛围，而故意製造舆论，以图为自己在竞投赌牌中製造「加分」效果，并大有要向负有向台湾示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任务的澳门特区政府变相施加政治压力之慨。

　　但是，这些「亚美」代表是国民党员，是一回事，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央，「中华开发」也已不是国民党的党产，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刘泰英因素」在赌牌开投方面，也并不等于是「利多」因素。

因为刘泰英与李登辉的密切关系，也由于刘泰英是「台独」政党「台联」的幕后「金主」之一，更由于刘泰英曾说过「向上海、香港发射导弹」之类的话，再加上他曾以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游说美国国会向克林顿总统施压成功，同意李登辉「私人访美」，导致两岸关系严重受挫，从而使到北京方面一直耿耿于怀。

这就注定了「亚美」不可能夺得在中国政府直辖下的澳门特区的其中一个赌牌。

　　然而，中央却对乐意于与刘泰英「合伙」的「威尼斯人」及吕志和获得澳门博彩业的经营权。

现场负责鉴定的专家戴晓旭表示，经过对这3块骨牌的器物包浆物质等鉴定，3张骨牌确为宋代所制，而在对其材质的骨质纹理进行观察后，确定为人骨，且取于人体腿骨这类体量较大的骨骼。据了解，鉴定还通过了现代科学仪器的观察和分析，十分可靠。听了专家的解答，原本还心存疑虑的蔡女士立刻眉开眼笑，并表示要以5万元底价参加拍卖。

在前者，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原因，再加上其在会展业的经验正是澳门急需的；而在后者，则是吕志和得到北京的高度信任。

正因为如此，后来特区政府才发布了允许各家参投组合可以重新组合的决定，以利于「威尼斯人」与「嘉华娱乐」从「亚美」中「拆伙」出来，并在「嘉华娱乐」绕了一圈之后，最终与「威尼斯人」合组「银河」，从而获得其中一个赌牌。

当然，据说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那就是何鸿燊的死对头——叶汉的儿子叶围洲，是「银河」的董事之一，正好可以与何鸿燊互相制衡。

　　刘泰英被踢出局后气红了眼，扬言要向国务院港澳办投诉「银河」，并向澳门特区法院状告「银河」侵犯其知识产权。

然而，此说完全站不住脚。

因为「威尼斯人」的蓝图方案，原本就是「威尼斯人」的，是「威尼斯人」与刘泰英原拟在台湾的澎湖开赌时，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的风格来规划「大澎湖国际渡假村」，而刘泰英在参加澳门赌牌竞投时，以「亚美」的名义，再将此方案递交给澳门特区政府而已。

后来，可能是刘泰英得知自己根本不受北京和澳门欢迎及「祝福」，以及「嘉华娱乐」和「威尼斯人」先后与他拆伙的真相，再加上他于当年十一月因涉嫌多宗金融弊案，遭台北地检署逮捕，也就不了了之。

　　也正因为有此背景，「威尼斯人」有恃无恐，在「银河」获得赌牌后，要求再与「银河」「拆伙」，分享赌牌，从而导致「银河」的赌牌「一分为二」——一个正牌，一个副牌；其他两家获得赌牌的博企也有样学样，各自分拆出一个副牌，这就违背了中央只淮发出三个赌牌的「初心」。

后来，「威尼斯人」更是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要将「四季酒店」的房间分拆出售，及获得第七、八号地段的使用权，力争其所拥份额超过澳门博彩业总量的一半，直踩中央遏止美资博企过大的「红线」。

　　因此，倘中央确实是作出赌牌重新竞投的决策的话，多少也与上述情况有关，就是籍机遏止美资博企的骄蛮作风及势头。

当然，也是因为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现况，与中央当初的要求甚远，必须籍此「拨乱反正」，回到中央开放博彩业「初心」的原来轨道，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但重新竞投，可能会遇到某些具体问题。

比如，各家持牌博企已经投下巨资，兴建豪华赌场酒店（有些还未完工），按照法律规定，赌约结束后，这些赌场「生财工具」就收归政府所有。

当然，重新获得赌牌的博企，可以向政府租赁。

因而现时拥有赌场酒店的博企，在重新竞投时的「利好」因素就多些。

又如，是否正式承认现有的三个赌牌及三个副牌？再如，现时只馀下二年多到四年多的时间，倘重新竞投，可能时间上会来不及，尤其是或会因为现有博企竞投失利，却让现时并不拥有赌场酒店的「新公司」投得赌牌，可能会发生「断层真空」的状况，不利于政府财政的稳定。

　　这就需要有一个过渡期。

或许，梁维特司长说明的博彩法律规定，批给期间可由行政长官一次过或分多次延长，但总数不得超过5年，就是解决此问题的权宜办法，使得新旧赌牌持有者可以从容地进行「青黄交接」，以保证澳门的经济和政府财政安全博彩游戏，及博彩从业员的就业